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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我们回不去的青葱岁月

作者: 吉祥1971  发表时间 2016-07-18 15:11:29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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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还能时常的想起那日的雨,雨水不大,却连绵不绝,从我踏上前往省城的公车开始,浠浠沥沥一直到我第一次的进入我的大学――省城师大,乃至伴随了我在大学的第一个夜晚。时至今日,我的耳边似乎仍有那日的雨声在回响。

    我的大学时代,我的青葱岁月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拉开了帷幕。而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蓦然回首,我却发现,其实,从我们的心底感受而言,虽然那时我们是青涩与懵懂,但那是我们的花开季节,是我们的花样年华,我们在那些年,花开到荼蘼,怒放,无论这花是否引人与美丽。因为,从那以后,我们不再是花,只能长刺,成树,为自己、为家人遮雨避风。

    远离家人的少年郎初出远门,心情却是快乐的。一是到叛逆年纪的男生心底是渴望独立的,二是那大学与暗无天日的高三生活对比而言,就是天堂。

    天堂的第一日是温暖的。早有那高年级的同乡在迎接我们的校车到达系门口后,就自发帮我们拎包提被,引至我们的宿舍,交代了新生的注意事项之后,并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其情浓浓,使初到异乡的我们对“老乡”这个词有了感性的认知,并与其他词语有了不一样的体会。当然,高年级的男同乡对新生的师妹特别是漂亮的师妹是格外的热情,那心里是有些小九九的。这小九九在我第二年成为老生迎接一个恰是我高中同学妹妹的小师妹时,陪她前往的哥哥――在省城另一大学就读我的同学,此刻对我的态度是有些异样的。后来,隔了许久,我才突然明白,他那是当我那时心里对着他妹妹揣着小九九而不爽的。

    初离家门的新生是怯怯的。到学校的第一天,已过了食堂的饭点,又不知到哪儿用餐,就空腹忍饥度了一夜,只是那肚中肠鸣了一晚。

    师大是百年的老校。而它的历史悠长给我们的感性认识是那上世纪初期就遗留下的老式宿舍,八人一间。宿舍楼是木板间隔,外面刷灰的。地板是长条的木板(不是木地板),走路时有“咯咯”声响,床是上下铺的木板床,长约1.8米,只可怜我那1米80多的个子,无论如何采用何种方式,甚至是将几何的对角线最长的知识都运用到生活中了,还是无法放直自己,后来还是在我们宿舍的老大--一位有着多年独立生活经验的体育特招生的帮忙下,用他那锻炼身体的哑铃将我床尾的档板敲掉方才解决问题。

    与其他高校不同的是,师大可能是由于女生较多的缘故,女生是与男生同一宿舍楼的,甚至在大三的那年,由于男女生的比例调整,系里的男女生还同了一楼层,楼层的一半是男生,另一半是女生。这给了男女生的交往极大的方便,但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还是传统的,男女生的来往多限在写写情书、拉拉手最多也就是亲亲嘴的“发乎情,止乎礼”的阶段。

    师大其实有学生七、八千人,是当时省内仅次于厦大的第二大高校。我所在的历史系算是大系,但其时也就七、八百号人,却因宿舍的不足,一年级新生暂时寄居政教系楼。

    每个宿舍楼有一传达室与“依姆”(大娘)或“依爸”(大爷),但大多是“依姆”与“依爸”的一家子组合。“依姆”负责宿舍楼的卫生,“依爸”负责对进进出出宿舍楼的闲杂人等的盘问。而在我的记忆中,更多的是记取那传达室里的公用电话。每当有“依爸”的混厚的带着浓浓福州口音的男中音响彻宿舍楼,那就是我们哪位亲爱的同学的家人、同学或情人来了电话。而“依爸”也因了这呼唤而获取几分钱的报酬,是继歌唱家、相声演员之外又一靠声音吃饭的新工种。而“依姆”与“依爸”除了依赖那菲薄的工资收入之外,还以传达室为阵地,整些方便面、马蹄酥等零嘴,生意也十分的火爆,特别是方便面的销售,可能是由于方便面同时具有的充饥与解馋两种功能且价廉物美,同时加之“依姆”与“依爸”们在传达室提供电炉使用,故每夜晚时分,经常看到那传达室里的锅碗排起长长的队伍。

    师大历史系其时有历史学、图书情报学及档案学三个专业。虽然当年的师大是省内仅次于厦大的高校,曾在当年的一个国内大学排行榜中有幸进入前100名,但因当年全民的经济热潮,虽学校自诩“为人师表”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并设计了一个图为阳光下金光四射的一本展开的书籍的校标,但并不为广大分高的学子特别是学子父母的“感冒”,故在其时,学校录取高招分线是低于重点大学分数线,但惟一例外的是我就读的图书情报学专业。我至今仍记得的是高考有所超常发挥的我因分数线可上厦大中文系但因当年高考志愿是在给分前填写,而国家为了保障农林、军事、公安、师范等职业的生源,将此类学校定为提前批招收,且填写志愿时底气不足,与考试一样,不论是否理解,每个空格一定要填满的,故当时选了师范院校的一个非师范专业――图书情报学。实际上也不是我的主意,父母说我性格内向,自幼爱书,且图书情报学为当年的新兴专业,毕业生供不应求,省内惟有这一家,且毕业分配只有本科以上的院校或诸如省城、厦门一类大中城市的图书馆方可要到人,如此这般就填了志愿,就不情愿就录取了。待到学校,才知道在我们班同学的录取成绩中,我是倒数的,我们班同学的录取平均分不但是全校最高,而且远超重点,班上排名靠前的同学成绩应可上北大清华。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全省仅录取28名学子的图书情报学专业的我们班同学如我之流的早已跨行转业,在学校的大多数则悔:在学校,也要当老师,图书馆的员工是职员!!!“造物弄人”,想当年师大的最高录取分可是“非师范专业”。

    因图书情报学专业仅录取28名学子,故我的宿舍有五名图书情报学专业同学与三名历史学同学。宿舍的同窗到齐之后,便按年龄大小分排位次,如同水浒中的一百零八好汉。我因属于早上学的原因,仅排名老七,但所幸的是还有一位历史本科的师弟比我更早的被父母拎进学堂。分排位次之后,宿舍也按江湖规矩湊份子买酒买肉,将宿舍的四张书桌拚湊起来摆起了流水宴,因宿舍老大的堂哥是系里的辅导员,还从他那儿弄了木碳火锅,酒则是1.5元的四川“小角楼”。只记得那晚,宿舍的兄弟们的酒胆与酒量从此了然于胸。而那晚,年少轻狂的我一口闷了半缸40多度的小“小角楼”,原本寡言的我从此言语如涛涛江水连绵不绝,而那有药用功效的物廉也味冲的“小角楼”据说今日也走上IPO的不归路。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通信联络工具主要有且基本仅有“书信”。除此外,市内通信还可排长队有偿使用“依姆”与“依爸”们在传达室的公用电话。而被呼叫的对方一般也是与我方一样的需靠“依姆”与“依爸”们呼叫的公用电话,且能否通上话是靠天吃饭的,前提是对方在宿舍,“依姆”与“依爸”愿意呼叫、且声音洪响能确保对方收悉信息。长途电话则需到离学校大约3公里远的仓山邮电局,在我记忆中,那是只有偶尔的月入不敷出的紧急情况及临毕业分配特殊时分紧急启用的“绿色通道”。

    于是,“书信”便义不容辞的成了最重要的与外界的联络工具。“书信”的主要对象是同学与家人。与家人书信的主要内容是报平安与要生活费;而同学的书信来往则是最主要的娱乐项目之一。“吹牛、交换全国各高校乃至全国各地的重要原始信息或谣言、偶尔也无病呻吟地抒发些小资情绪”是书信的主要内容。记得我在省城的第一封信是给家人的平安信,出门找信箱时,误把校刊的投稿箱当作信箱,但好在并不影响家人收信,只是时间上迟到了,家人是在收到我第二封家信后,才收到第一封的――估计那校刊的投稿箱半月才开一次,但我却由于知道有个校刊,后来荣幸投了一次稿,并第一次看着我的文字变成铅字因此在以后的校园岁月中曾立志于我的文学生涯。

    收到书信的日子是快乐的,而同学间明里暗里地比着收信的数量。班级的生活委员因负责每天的信函的分发而受到欢迎。我至今记得第一学期收的书信超过100封,平均几乎每日一封,而代价也是平均几乎每日须书写一封,当然不是女朋友的情书,也没那么多内容可写,通常的做法是将几乎同样的内容发送全国各地的不同同学,几乎涵括曾经有说过话的全体高中男女同学。而作为狐朋狗友的好友涛还曾随信附了一版的八分邮票给我,以示要常常通信联络。

    辅导员是系里刚毕业留校的陈老师。陈老师的第一件大事便是钦定班干部。我有幸得到我学生时代的第一个职位是班级的劳动委员,我也曾纳闷老师是如何慧眼识英雄,后来想起报到后不久曾到隔壁宿舍闲逛,与当时尚不认识的同学吹牛,当时在场的辅导员被我误为同学而逛侃,是不是老师因此认为我有胆识,还是看我说的多了,烦,让我当劳动委员干活去?

    但我学生时代最辉煌的经历从此开始,之后还当过手握“实权”管着班级三分之一人马的小组长,最大当到系学生会社团部长。

    各路英雄汇集齐全后,为让来自全省各地的同学们领略省城的大好风光,更为汇集系里学生人心,年级组织了“闽江一日游”。清晨,我们一百多号人从仓山码头出发,泛舟闽江。那长鸣汽笛声是否预示着我们人生新的一页已开始。而正如人生旅途的许多事必将忘怀一样,旅途的景观我早已忘怀,而记取的是船中途停马尾“罗星塔”,上岛游玩,上山时,宿舍的一位兄弟因腿疾不方便行走,睡在上下铺、隔壁铺的兄弟们争相用单薄的身躯背负行走时的情景,甚至那脸上的晶莹汗珠尚历历在目。

    开学后的大学生活是从一个月的军训开始,教官是平潭的一个驻军。我们的班长叫“冬来”,因为他的名字,我在军训结束后给他的留言是“冬天来了,春天还是远吗?”这名言,也是至今仍能记住他的名字的原因。给他的留言还有一个含义,那就是军训的日子是“冬天”,军训后的日子是“春天”。当时的军训因我们日后可能是预备役军官,所以也是坚苦的,不但学操典,还学了实弹射击,还有一些军事理论及外军的情况,但比起下一届因“八九”**后动辄一年的军训,无疑是天上人间。军训中,我又荣当了“副班长”,职责主要是负责每天班里的开水供应。军训中印象深刻的事情还有我军训中因操典常“同手同脚”被训,在定型中几位同学因体力不支而晕倒,实弹射击中,我荣幸被派去报靶,埋伏在埋靶的战壕中,抬眼一望,新挖的战壕边是一具从中挖空的无主棺木,而耳边是清脆的子弹声响―――我们的班长在军训后很长一段日子还保持与我通信,信中除了怀念军训的日子与友谊外,还淡及对军人的看法,直至后来不知是他考上军校还是退役,据说后来好像还与我年级的一位女生毕业后共结连理,我偶尔会想起他,还有当时的日子。

    军训后是就学的日子,印象中较深刻的是第一学期的一次日语课,几乎全班的同学逃学去省军区礼堂看一片叫“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片子,代价是该学期的日语课几乎全班集体补考。

    大学课程是轻松的,除了英语有所要求外,专业课基本是应付的,而惭愧的是大学第一次英语四级,我及相当多的同学竟然没过,幸而当时学校还自行组织了一次学校的考试,过了就算公外通过了。与同学不同的是,我经常上教室、上图书馆,不是认真读书,而是看闲书,写写东西。那是个推崇文艺的年代,那个年代舒婷、三毛、席慕容甚至一个叫汪国真的人也成了全民的偶像与“大众情人”。就在那个年代,我立志成为一个文艺青年,不断为赋新诗强说愁。

    因专业故,学校图书馆给予班级一个特权就是可以进入教师才能进的书库,并且我们的借书证可以借多达八本的书籍,这是我所喜欢的。大学四年,我专业基本不认真,但却涉猎了大量的书籍。与看电影要看外国片、至少是港台片不同的是,看书我则看国产书。除了那年风行乃至断档的《飘》(也就是《乱世佳人》)外,读物中以小说、杂文及史书居多,虽然在朋友推荐下也偶而翻阅诸如“剑桥建筑史”之类书籍,知道了什么叫“哥特式建筑”,但因文字的无趣,不能持久。现在还能回想起来沈从文、贾平凹、高阳、李敖等人的文章我几乎阅遍,特别喜欢沈从文的湘西系列散文的淡淡忧伤、台湾作家高阳对官场人物的精细刻划、李敖的狂傲不驯但又博学多彩的杂谈怪论。文虽不专,但杂,也从各类杂书中学到许多知识了。事实上,这些知识及所谓的“不务正业”为今日已改行并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从事文字工作的我提供了营养来源。而今天回看当年所学的专业课程,却已因年代的迅速变迁而一文不值,如:当年所学的计算机COBOL语言在尚未毕业时就被淘汰;情报检索语言在今日的互联网时代,在谷歌、搜狗之类搜索工具面前一文不值;图书分类、编目已被数据图书馆取代,每本书出版时都已经将本书的分类及目录印刷其中。在时间的狂流中,反而是语文与逻辑之类等最基本的的人文书籍是最具有长远价值的,并塑造了我初期的世界观、人生观与审美观。又有谁能说得清我是“不务正业“还是“务正业”呢?

    专业课是枯燥的,时至今日,书本中的内容已基本忘却,但至今仍记得的是老师在上第一节专业课,教了我们一个词,那就是业内人士为“图书馆”这个词造的一个字,是一个四方框里有一个“书”字。那时年少的我们却以为框里的是“人”―――二十年后慕然回首,我却感慨,年少的我们为何总看不到框里的“书”呢?

    枯燥无用的专业课之外,仍是我喜欢的大学生涯。我的大学是与时代密不可分的。曾有一个提法:八十年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我是举双手的赞成这个提法。**禁锢后的改革开放,一系列的好书好片的开放,还有各类思潮,虽是鱼龙混杂,但在省军区礼堂、省音像馆,乃至学校内的放映室、周边的各类录像馆我们在懂与不懂之间欣赏了各类大片及港台枪战片,我至今能记得,毕业前的最后一次影片是在省音像馆看的《乱世佳人》,费雯丽主演的斯佳丽的形象深入我心,在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常入我梦。记得还有那崔健、姜育恒、童安格、张雨生等巨星辈出的流行音乐,是在自行或花小钱在学校旁小店录制的卡带声中,一遍又一遍的伴随了我们整个青葱岁月。在这大俗大雅的流行风中,我们完成了我们对美的追求与英雄的向往,从而深深地烙上这个时代的印迹。

    八八年那年的奥运,我们从沉甸甸的丰收中体会到一个大国的兴起与自豪,作为热血方刚的我们,欢呼彻夜,用敲脸盆与砸啤酒瓶的方式庆祝。年少的我们总是痴迷于金牌的光鲜,在乎的是竞技的输赢,而那奥运“运动快乐“的本意又有几人能知晓?

    那曾经血热的我们曾在一次的同学书信往来中知道了省内某高校同学的校友因重病且处于缺钱少医的贫病交加困境中。虽然那同学的校友对我们而言是陌生的,但悲天悯人的少年情怀让我们不但自发的捐款,还发动全班的同学在学校,甚至走出校门募集善款。最后筹集的资金达数千元,这在当时对于一月仅有几十元生活费的我们可是一笔巨款。事后,电台对此事还作了报道,此事件的发起人,班级的许支书在事件的组织谋划中初露过人的组织才能。

    感谢老爷子,一入学的第一次来榕出差兼探亲就给我托运来了一辆自行车。有了这辆“座骑”,从宿舍楼到文科楼,我可以悠然自得的睡个懒觉。也因此门庭若市,同学、老乡、同学的老乡常向我借车,借车是要付出代价的,学校的所在地仓山多坡多山,那些临时车主们又车技一般,常常我的爱车伤痕累累,由此的代价是需常要从我那菲薄的生活费中付出不少的修理费用。但也有那需要外出的妹妹们偶尔以帮我洗被单的代价来换取我的“自行车”临时使用权,使我那“受伤”的心灵得到些许的安慰。

    大学的自行车遗失是常态,但不寻常的是我的车却能幸免,可能是因为我广借自行车广结善缘的缘故。直至毕业前,我还将车卖给学校旁那为我修了四年车,赚取我不止一部车钱的修理摊老板,而后那钱与我入学那年为风雅故买的却始终没学会的一部红梅吉它变卖的钱一起在毕业时节的狂欢中当酒入肚化泪。

    那年的自行车是带给我诸多欢乐的。我的“座骑”常常带我混迹于省城的各大高校,与同窗或同窗的同窗就着一壶浊酒、一块“上排”或几根“鸡爪”谈艺术谈人生渡过一个个眠或不眠的夜,但更多的是混迹于各大高校的歌舞厅或录象厅,通宵达旦。有时,也因月未饭票不济,为“蹭饭”故。但细算起来,好似“被蹭”居多。而那鼓山脚下职大的兄弟常跟我吹嘘从旁边农家偷来的鸡鸭用洗脸盆在小电炉煮了的美味,却从未请我品尝过。能记得只有在他旁边的小酒馆请我们喝啤酒后,偷偷藏起的啤酒瓶,付帐时,那糊涂的老板娘因此少算了我们几瓶酒钱。

    偶与三、五好友也游山玩水。印像较深的一是闽侯的“十八重溪”,我们骑车前往,途中摆渡过江,夜宿农家,在农家新建的毛㺽房中“打地铺”。那寂静的夜晚周边此起彼伏的蛙鸣与虫叫,皎洁的月光下透彻心肺的清冷空气,在这静寂中,我们讲起那鬼故事―――。那“十八重溪”的水真清啊!是一种未受城市污染的美,是我们日后游历了许多所谓“名胜”中无法觅得的。

    印像较深的还有爬鼓山。那日,在职大狐朋狗友处酒足饭饱醺醺之余,相约第二日清晨上鼓山看日出。在狐朋狗友的舍友空床上迷湖了一晚后如约出发了。早起看日出是不可能的,出发时分太阳已是高挂天空。从山脚处往上爬,至中途休息,气喘如牛,抬头一看,却是蒋中正的一幅石刻题字:欲罢不能。据说是蒋介石他老人家爬鼓山时正值抗战最艰难的时日,一如上山中途,进退两难,因有感而题。我们那时年少,却自以为老成,自以为的沧桑,也颇多感慨。

    大三那年,好像是全国高校要搞一个高校影片展还是评比,于是学校筹拍一部片子,演员拟由学生担当,于是在学校贴了一张招聘启示,其中有一个角色是一名颓废的文艺青年。同窗纷纷怂涌我,说与我形象吻合。年少时分的我们对演员是有着一分先天的崇拜与好奇,于是报名了,在众多人中通过了初试,在面试中,我记得是朗诵了一首李敖的打油诗:我视金钱如粪土―――之类的,还当众撕了一张一角钱的纸币(多了舍不得,而分币又是硬币),搞得面试导演对我的表演剧情思索了半天。落选是肯定的,虽然我的明星梦就此破灭,但那天表演给我一个感觉就是“累”,当演员真不易啊!

    快乐的时光总是易逝的。很快就到了毕业季。相对于学校的大多师兄妹们毕业实习要到各地中学而言,我们图书情报学专业的毕业见习是到南京、上海等地各大图书馆走走看看。因实际的毕业实习是在省图书馆当苦力,而到南京、上海等地实际上是一次集体的出省游玩――那个年代的我们大多没出过省,且大多来自农村的同窗家中经济一般甚至困难,但以毕业见习名义的游历,父母也是舍得掏钱的,好在学校也有点补贴,住的又是如南大澡堂、复旦宿舍之类的,花费也不多。

    旅途是以火车开始,轮船返还的。火车是大多数同窗常坐的交通工具,已不新奇,但旅途仍是新奇的。我们所在车厢的乘务员与我们达成协议各给对方写了一封表扬信,内容是相互吹捧,夸乘务员的待客如春风,夸我们的“学雷锋做好事”,然后寄给各自单位领导――事实上,那两封信的书写都义不容辞的落到了我这“十佳青年”上。而与我们一同出行的八九级档案班的富有商业头脑的小华同学偷偷带了一堆外烟准备到目的地贩卖,那时福建走私的外烟多,而在如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是稀奇而有价差的。为怕被抓故,小华同学在我们的行李中一人塞了两条。忙我们是帮了,但那可恶的小华同学事先也不贿赂我们,堵堵我们的嘴!!!

    车入江苏境内,车上便多了许多卖烧鸡、小龙虾等特色小吃的小贩。囊中羞涩的我们心想往之,彪兄花钱买了一只,你一口我一口,从此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鸡了!

    游历的第一站是南京,入住地是南大的澡堂。实际是与澡堂相通的一个摆了许多上下铺的大通间。虽是潮湿了点,但还可免费泡澡,其实是很舒服的。初到南京,一个惊奇的是上街吃饭还要粮票,这在粮票已开始逐渐退出舞台的福建人而言是稀奇的,也是无备的。幸而当时,有一高中同学竣在南大就读,给我送来了全国粮票,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其中有一道名声在外的菜叫“蚂蚁上树”,让我知道了那原是肉未炖粉条。

    在南京的见习内容,早已忘怀。记得的是在南京玩了夫子庙、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等地,第一次知道了雨花石是称斤卖的。印像深刻除了恰好夫子庙前美食节上那碗最便宜却是美味无比的“中山汤”――“猪血汤”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许支书为了省门票钱,在玄武湖景点从一破墙爬入被管理员抓了现形,正准备交罚款时,旁边一群卖“茶叶蛋”的老大娘,路抱不平,狠批管理员没同情心,不懂穷学生的不易,结果一分钱不花的事迹。

    第二站是到上海见习,记得“烟枪”班长阿蔡倾其所有在上海卷烟厂的门店买了多条白包“3”字头的“牡丹”烟,而我则是在五角场,买了一个传呼机造型的防风打火机,别在腰上。传呼机可是那个年代男人最招摇的配备。而回家之后,高中同学国因喜欢跳舞,多次纠缠我,要我送他此打火机以跳舞时“拉风”,我都没舍得给。

    到上海,同学们便缠着带队老师要到周边的苏州玩。因上届学生自行外出时出过自行车撞桑塔纳车,将桑塔纳车撞悼一块漆被狠敲一千多块钱的先例,老师便坚决的不松口。于是,先是许支书请假探望家在上海的亲戚,而后是蔡班长晚饭后在复旦食堂买了许多面包。第二天恰无活动安排,一大早,身居学生宿舍的我便发现,蔡班长等同学一个一个偷偷溜了出门。“有鬼”,我也叫了好友彪与平,三人直奔火车站,但不幸的是不赶趟。决心已定的我们决定换乘汽车,但不知汽车站在何处,一出门问一老者,他告我们:不好找,他带我们去,付五元作为劳务费。为节约宝贵的时间,我们同意,结果是出了火车站,拐过一个天桥就到了,也从此认知了上海人的精明。

    公路较火车多了许多时间且昆山一带在修路,前后大约近三个小时才到苏州,到苏州时已近中午。好在苏州城小,我们三人租了三部自行车游了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等景点,我回来后还写了一篇散文《苏州行》,全文如下:

    姑苏美

    是年五月,吾与汝同游江南,末及姑苏,而郎竟先感,汝忆否?

    现在我还时常的想到那条尘土飞扬的路。那天适值修路,车改小道,我才有幸领略到这粗犷的原始气息,耳边不时恍若有安塞腰鼓在作响。

    末及姑苏,又见漫片小白桦,树杆不甚粗大,却极为挺拔。叶是细细的、呈针状的那种,三五株一横排,自成一丛小小的树林,很是清秀。而林旁的小河恰有小船队运粮经过,一艘衔着一艘,首尾相连,绵延数里。

    船是方寸数米的小舟,不着色彩,裸露着分明风吹日晒的石铜颜色,同那一人一舟的船夫的双浆,散荡着呢喃可人的吴越小调湊成一曲古典的江南绝唱,极为古朴――这哪里是风景,分明是一首诗、一曲歌、一幅画,是梦寐以求的经典之作。

    复往前,便见诸多的池塘,星罗棋布一般。一个池塘被切割成许许多多的小池塘。每一个小池塘都有一条阡陌道伸展至池中央。便有住家在中央道上砌了小屋,一个小池塘便有了一户人家。一个大池塘便成了一个自然村。

    坐在屋旁的小道上,双脚浸泡在清绿如一荷衣带的水塘中,隔三差五的便不时有一两响鱼的嬉戏声,闻着隔岸随风飘来的稻花香,看到淡淡的炊烟从家里袅袅而出,便有了一分惬惬的把握:知道收获的季节已经来临,知道了有一个心爱的女人在为自己操劳,这一生还复何求?

    车过昆山,未及姑苏,望着这分明是梦里寻了千百度的江南水乡,竟久久不能语。

    苏州园林

    握一支洞萧,走在那走也走不尽的曲曲折折的迴廊。走进了那一方庭院――四方是红砖砌就的围墙,仅有一竿的修竹,一方的假山、一块仅容一人的天地、一扇半月的窗台。倚着那窗台,轻泯那樱唇,唱一曲“杨柳岸晓风残月”,再含着泪,插上一根檀香,许一个愿,任那满头排钗檀动。

    你我、你我曾共风雨中走过。而今,香炉尚在,园林尚在,许诺却随那一段风雨烟飞掸尽。

    握一本红楼,再握一把折扇,走进池中的石舫,走进了拙政园,走进了狮子林、沧浪亭,却怎么也走不进江南人的情与怨、爱与恨。

    只好再披上一席猩红斗蓬,在有雪的天气,到姑苏城外燃一焰火,烫上一壶浊酒,待到夜暮时分,走过江村桥、枫桥,来到寒山古寺,待到寒山钟响,也许,也许该有:

    一叶客舟泊岸。 

    至火车末班车时点,我们赶到苏州火车站,一入站,就看到了蔡班长携着班上最漂亮的几个女生,接着又来了许支书―――。回到复旦门口,几人商议不得一起回宿舍,于是分头悄悄回来,于是,大功告成。

    为期一周的见习很快结束了,我们从上海买了轮船票回福州马尾,同学大多第一次坐大轮船,开头很是新奇,但有了一点小风浪,一些同学有点晕船就去睡觉了,我记得是在船上看了几片录像片才去休息的。

    回来后,交了见习报告后,便是一段放“羊”的日子。这段日子主要忙两件事。一是忙着喝酒:同班同学、同组同学、同年级同学、师弟的送行酒、好友的告别酒―――我们把吉它、自行车等可以变卖的行当都卖了,卖自己的不够,我还替许支书卖了他那把破吉它,之后,喝酒!可怜的许支书卖琴的钱不够,还贴了钱。那时光,颇有当垆买酒的豪气。

    毕业前还有一件让我们高兴的事是我们的学位证书上的专业名称正式定为“图书情报学”而非“图书馆学”。冲着证书上的“情报”两字,让有英雄情结的我们颇为开心,但重要的是毕业分配渠道由此打开,那一年有省市各级安全厅招了我们班几位同学,我们的“不凡”同学就因此踏上这神秘的岗位。后来还有北京的一个电子科技大专学校到我专业要人,辅导员为此还征询了我的意愿,因父母为对北京大城市是有看法的,认为大城市外表光亮,但居长安大不易,我也恪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分配到了厦门的文化系统。事后得知,这个学校实际上是“中办”下属的一个保密学校。而实际中,我们所学的“情报学”是属于信息收集检索之类的,与我们认知中的“谍报工作”是大相径庭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毕业证书上落款的专业仍是“图书馆学”。

    而毕业前的最后一件正事是印制毕业纪念册以纪念我们在一起的时光。为此,年级成立编委会,主要职能是取册名、写序、写跋、印刷、编制。我有幸成为编委。编委会征集册名,我记得我当时的提名是“大风歌”,取自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中: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意,立意积极向上,但不被录用。一名女同学提了册名“天问”,因“天问”带有浓浓的历史气息而被采纳。册名虽不是我取,但写“天问”序的光荣任务仍落到我身上,多年以后,我重读“天问”序,发现文字虽然有少年特有的青涩与为赋新诗强说愁,但文章大气与深刻还是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天问”序内容如下:

    满载着太史公书,牛车、孤零零的牛车在空寂的黄土道上踯躅前行。淡黄的日光飘落在山野,随即就被瑟瑟的秋风所呑噬。太阳只好跟着牛车,才能逃避高高在上的寂寞。

    一些过去的声响缓缓地回荡,一些早年的印象在尘封的镜前重重叠加。我翕上的双眼,在洪荒处张开。

    我是盘古的子孙,我已去世的父亲叫轩辕。岁月在寅的那年孟春月,正当庚寅日那天我诞生。我燧石,熊熊烈火如荼似血。我铸铁,湛卢剑锋,冰冷欲哭。在那不绝于耳的战马嘶鸣声中,历史便从释迦牟尼到基督耶稣到穆罕默德。

    那古寺的晨钟暮鼓,幻作那佛字下的剪影,早已跌落至幽谷,激不起回响,只好黯然死去。

    后来,在浅色落英缤纷的日子里,我想起我和你年少时的一些事,以及在没有吹角连营的午夜梦回里,我醉里挑灯看剑为你写的一些故事。

    只能告诉你,只能告诉你:那日传闻外面的世界有浩瀚的大海、无垠的广漠。我拣选有关广漠的传说,却发现挚拗者你年纪轻轻,不懂得当局者与旁观者的距离,我问天。

    后来,我换上我那美丽的衣裙,赶上那香木的龙舟,听屈原讲那些个往年的故事。

    他说鲧不能胜任治理洪水,大家却都推举他,人人都说“还是不必担忧,怎么不让他试验一下?”。鲧想顺应众望把水治好,帝尧却把他诛罚了。

    那些年的事,已遥远得如同幻境,犹如静夜水塘上的一两息萤火虫的暗绿。

    在猎猎的红旗呐喊声中,后羿一下射下九个太阳。

    昏暗的背景,黑压压的羽毛漫散,马嘶风鸣,你和自己生死博斗。

    我们并没走错路,我们只是不希望走这条路。面对历史的现实,只能把自己瘦成庄周梦蝶式的苦梀树。

    一千四百六十个太阳神检阅的日子(四年大学生活),一百二十六颗心(年级学生人数)的等待。我们坐在长安山(学校的后山)的小轩上,独自斟酌,拍遍栏杆。依旧是:明月独清,对影三人。

    于是想望携手月地雪阶里,相去乘一舸。去长亭买酒,郎为妾斟,如望时光倒逝如流,镇日相见。

    那时,我年少。

    那时,我年少。不知“天尊不可问”。

    那时我年少,不知往事犹会残破成雨中的蜘蛛网。

    那时我年少,不知蛹须经过苦苦挣扎才有翅膀坚实如画。

    包括想不懂时的句句书语。

    甚至读不懂时的点点泪珠。

    少年事多,心底事多,天下事更多!

    休诉休诉――任那沙鹭惊飞!

    终有日金戈铁马,万里射雕,朝天阙――而在那满地苦菜花偶尔夹杂着几根狗尾巴草的地方,禹当从鲧出。

    霎那间,欢鼓如擂,惊天地而泣鬼神―――

    大风起了,该走了。我们不去想该留些什么,只要红红心中有一方蓝蓝的天,那便是一个季节的允诺。

    让我们的去正如我们的来一样,挥挥衣袖,留下一片很干净的白茫茫的大地。

    ――-此去路途遥远,风寒露重,君莫忘,添衣裳。

    而我自己的留言是这样的:

    楼兰已去,去了已不再是楼兰。

    慕伦说:楼兰已毁。

    而那些年,楼兰当是满地的翠绿,一望无际。有几朵鹅毛白的细碎小花,随意散落着。到了秋天,羊肥马壮,萋萋长草,满目果黄,一声马嘶,气鸣回击,久荡不绝。

    那些年的事,直如看侬当日裸着葱白的足踝,在江南岸边踏着细细的河沙,满耳尽是您细碎的银铃声―――

    侬是、侬是江南踏浪人。

    列车南去,我用手沾着唾液在车窗上写着:吉祥到此一游。

    我闭目回味那“得得”的马啼声,想起我当日满身盔胄,斜倚宝剑,离了楼兰,远去沙场,那猎猎的劲风,满地白雪上的一抺红旗―――

    那楼兰古迹,那楼兰古迹―――

    我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

    那些个劳燕纷飞日子里,偶然翻阅那个年代文艺青年必看的《读者文摘》,书中有这么一个寓言故事打动了我:故事里的主人公是一位从末出过门却即将远行的山里人。临行前,他向村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辞行。老人送了两个字――“不怕”给年青人。若干年后,出门的年青人终于回到村里,再去探望老人时,老人已是故去。但老人嘱人留了一个纸条,说是要给回家的年青人。已是鬓发满霜的年青人打开纸条看时,还是两个字――“不悔”。

    因了那时的心情,也因了那时的年少,很为“不怕”与“不悔”这四个字所感动,于是把四个字连同这个故事送给了我那许多同样即将远行的同窗。

    若干年后,初生华发的我们重聚母校。杯盏交错之间,屈指一算离开学校的岁月,一位同窗笑着对我说“算来,我们都是老江湖了!”――不知怎的,在那一瞬,我却恍惚了,回到了那即将劳燕纷飞的毕业时分:我想到了那年的许多人和事,也想起了那则寓言故事还有“不怕”与“不悔”四个字。于是那晚总在想,不知故事里的年青人回家时是衣锦还乡还是满目沧桑?是“怕了”还“悔了”?

    故事终究是故事,而我却是能体会到初出道的年青人是以怎样的一种心情走进喧嚣城市的。我不知道当年那年青人是否有同伴?倘若有,是相濡以沬、同舟共济,相互取䁔,还是杨飚分道,陌如路人?倘若没有,那是怎样一种孤军奋战的心情!怎样因了境遇的变迁,如何的驱走一个个的悲痛。也许,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年轻人的情感故事如水中月镜中花呢?

    日子,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的流逝!要做到“不怕”与“不悔”,是极其难的了。但正如那想化蝶的蛹,不经过一番苦苦的挣扎,茧里的生死奋斗,那有翅膀坚实如画。

    ――谨以此文追忆及纪念我们那白衣飘飘的似水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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